我们对您和阿鸽老师做这次访谈

  访谈人:马明宸

  访谈时间:2010年1月8日

  访谈地点:北京徐匡、阿鸽下榻寓所

  马明宸(以下简称马):徐匡先生,您好!首先祝贺您的第一次艺术个展取得圆满成功,包括这次展览的媒体报道、观展状况以及业内评价都是很好的。您作为我国版画艺术领域创作的领军人物,坚持不懈地进行版画艺术探索,多次获得全国美展的大奖,年届古稀仍不断有佳作问世,应该说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,也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,但是在这个展览的筹办过程中,我们发现当前对于您的艺术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,所以我们想利用这次机会挖掘一些关于您的新的艺术资料,作为这次活动的学术成果收入我们正在编辑的画册之中。借助您们来北京这样一个机会,我们对您和阿鸽老师做这次访谈,关于访谈的基本主题,我想请您对50余年的艺术历程做一次详细的回顾,包括学习创作活动、展览发表获奖状况以及不同时期的重要作品。

  徐匡(以下简称徐):好的,有些内容阿鸽可以补充。

  马:首先我们从您最早对绘画产生兴趣开始谈起吧。

  徐:其实我母亲是画画的,她是画国画的。当时外祖父叫她画,解放前,她画得还算可以,当时的国民党副主席林森还来看过她的个展,这些情况都是记忆当中的,没有文字记录。后来母亲就到了上海文史馆工作,在我的艺术细胞里应该说接受了我母亲的遗传。

  马:艺术强调寓教于乐,早年的家庭环境影响对于艺术兴趣的产生极其重要。

  徐:可以这样讲。我的姐姐学音乐,哥哥学医,大妹妹也学音乐,但是父母都不会唱歌,所以往细了讲这个艺术细胞是受母亲的影响大一点点。她后来已经很大年纪了还学习素描,我很佩服她。1951年、1952年,我进入了陶行知创办的行知艺术学校,那时对于绘画还没有明确的兴趣,而是接受多方面的艺术熏陶。我小的时候喜欢艺术,喜欢唱歌,到现在还喜欢唱歌。当时我姐姐已经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,她说:你年纪太小,不要这么早就参加工作。报考行知艺术学校时,我本来是要考戏剧组的,临时改成了学美术,就这么稀里煳涂的。

  马:您的原籍是在上海?

  徐:我的原籍是湖南。抗战胜利以后到了上海,后来考学经过姐姐的帮助和推荐就到了行知艺术学校。当时王琦先生是学校美术组组长,刘文西也在这里,比我高两级,我是一年级,他是三年级。到了第二年就变学制了,因为我们年龄小,就把我们并到普通中学了,而高年级的比如刘文西他们就并到浙江美院去了。进入行知艺术学校的时候,我还不是那么完全投入,因为美术、音乐艺术组都在一个楼,下面跳舞,这里画画,隔壁是音乐,当时心态还不稳定,一年多以后就开始有一点美术兴趣了。最后考学校的时候,我非常想报考中央美院附中,因为我有一个同学去了。他比我们高一级,当时我考学时就住在他的厨房里。就这么考进了美院附中,所以开始也谈不到对美术有多大兴趣,应该说进了美院附中才开始。

  到附中学习应该说是一个偶然,我当时到附中考学也是有点犹豫,家里子女多,兄妹六个,我是老三,到北京念书行不行,谁也不知道。初中快毕业的时候,我的手又摔断了,还没有完全好,就匆匆忙忙把石膏拆了,拿了个皮箱,父亲到火车站来送我,还向人家借了钱。赴京途中,我才想到考不上怎么办?甚至想到考不上也不回来了,不好意思见人。到京时,报名已是最后一天了。到了发榜的时候,我简直不敢去看,榜上最后一个是我,我当时高兴得要命。为什么呢?因为我考取的是公费生,在学校吃住都不要钱。就这样,我进入了附中。我在附中学习是16岁到20岁之间,也比较单纯,当时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老师年富力强,艺术教学思想也非常明确,就是强调开始要打基础。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强调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,所以学校在素描教学上很是严格,此外还有创作、水彩以及速写,快毕业的时候又开了雕塑、版画、装饰等等课程。附中的培养目标虽然是向大学输送生源,但更多的可能是面向社会输送人才了。

  马:那时候,附中的毕业生已经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发挥很大作用了。

  徐:对。再加上有个特殊情况,当时的政策是1957年反右,1958年我毕业。

  马:当时您对版画有什么想法?

  徐:版画很简单,附中快毕业的时候,我们油画、版画、雕塑、装饰都搞过,一个单元一个月,甚至一两节课讲讲,谈不到什么创作,当时就是雕塑弄-下、油画画-下就完了,就毕业了,还有美术字、装饰都要学一点,主要是为了搞普及工作,中等教育。

  马:您把自己的艺术逐渐定位在版画的方向上是在什么时间?

  徐:那是毕业以后到了四川美协,我一开始还不想到机关工作,从我心里是想到基层去的,想到克拉玛依。当时为了改造思想,我读了高尔基的《在人间》、《我的童年》、《我的大学》等书,认为不一定非要进大学才能成就事业,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,再加上那时候毛主席说要到人民群众当中去。附中快毕业的时候,我的成绩是比较好的,是业务科代表,校长也知道我,我是团支部书记,当时想不通怎么班里有的同学突然成了右派?我也没那么凶,我被认为是同情右派,我觉得我需要改造思想。丁校长说,你成绩不错,可以进大学深造。他给我做工作。我坚持己见,给他看我的日记,汇报我怎么怎么转变思想,所以毕业之后就没有继续考。本来毕业后想到基层去,但是却分到了四川美协。后来一想分就分吧,听党的话。过了半年,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我们四川美协的领导是从延安来的,跟丁校长都是老同志,早就私下打了招呼,说要几个本届毕业生中成绩好的调到他们那儿去,这样我就调到四川美协去了。到了四川美协以后,什么事情都得做,但主要是负责编画报,当时有一个《重庆画报》,两个星期出版一期,是和《参考消息》类似的刊物。我的工作就是采访、画画,比如谁创造了什么好的成绩,就到那儿去采访,回来后先编写成脚本,再用两个星期画出来,然后到工厂发稿,我去校对,定稿后出版。当时我们一共有四个人做这项工作,我是编辑。

  此外还有到街头搞活动,各种各样的工作,自己心甘情愿到生活中去,这对我影响很大。我们的领导李少言是搞版画的,有什么创作活动他都让我参加。当时有个莱比锡版画比赛,他就叫我参加,我创作了《待渡》这幅作品。为了创作好作品,我到工厂农村去采访,在朝天门码头看到一些年轻人在等船,当时对未来充满希望,我就画了一些速写,回来后加工成套色版画。第一次搞版画,还有套色,很快就参加了展览,后来有文章评论说这是一幅好木刻。从那以后,我们国家每次有重要的活动,或者叫运动也好,凡是大型活动,我们都参加,所以说我是在老一代画家的言传身教下做起来的。

  马:还有当时的政治环境需要,从鲁迅倡导新兴木刻运动到新中国时期,版画一直是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重要的舆论宣传工具。还有就是新中国美术史上,我们四川地区的版画创作强势,这些都是社会的影响、时代的潮流。

  徐:领导对我们也非常好,木刻板也不要你的钱,不干涉你的创作,你有条件就做。所以你说定位,我没什么定位,需要做什么,我就做什么。你说有主题,我就按主题做;没有主题,我就自己做,也有发表,没有什么负担。

  马:你们这一辈艺术家都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,可以说本能地都是为大众服务的,还不会有自己纯粹、孤立的艺术想法,是在这种为他的基础上,无意中产生自己的角度和道路的。

  徐:对了,就是为人民服务,我们的个人兴趣本来就是和国家的政策一致的。我们的领导李少言虽然说是为政治服务,但他还是希望你从生活出发,坚决反对概念,反对标语口号式的东西,有这种非常明确的艺术思想不容易,所以我们要深入生活,来源于生活,要深入下去,这个太重要了。

  马:也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,你们把深入生活、体验生活当做分内之事来做,您开始关注高原题材是在什么时候?

  徐:那是很后来了。李焕民他们经常去,不能都去,领导是有安排的,因为我不是还要编画报嘛。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呢?应该是《草地诗篇》这幅作品。那时国家号召上山下乡,其实我哪儿也不想去,但是我们离草原藏区近,军马厂就在藏区,所以趁上山下乡之际,我就申请到那儿深入生活,领导同意了。从那时开始,我就接触西藏题材了。你看我收集的那些素材,藏民穿着大袍子,我画了很多。

  阿鸽:(以下简称阿)他刚回来的时候晒得比藏族人还黑,腰也摔坏了,骑马回来的,头发也掉了很多。我阻止不了的,我说你在下面很苦的,一个月就回来吧。不,他两个月还不回来。三个月回来后一瘸一拐的,他骑马摔坏了腰。我觉得他的东西最大特点是来源于生活,是从生活当中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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