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绘画中引用45度角

  我的一些作品反映了与世隔绝的游离感,其中,屏风或墙体构成了幽闭空间中的主要结构。就像在剧院楼上观看舞台中央一样,敞着顶面的隔墙或屏风总少不了折转,折转在画面上呈示为三角形。每当到这里,我总是严苛地将三角绘制成45度直角,上如此,下如此,甚至虚虚绰绰的投影也非得是45度直角,好像不这样就是一种罪过似的。

  当然不仅止在明代木刻版画。有时候,我甚至怀疑中国人的始祖是鸟。在表现对空间的认知时,中国人有着特别的观看态势,这个态势是鸟瞰式的,盘旋于空中,与人间若即若离。我们停留在半空的时间非常久远,千载寂寥,披图可鉴:从公元二世纪山东津县朱鲔祠堂画像,到四世纪顾恺之《女史箴图》,十世纪的《韩熙载夜宴图》,尽管世事如烟云过眼,但一路飞越过来,我们的观看高度始终不变,关键点就落在45度角上。

  作为一种悬置高度的参照,标志物对比地平所呈的几何角度,必定不离45度左右。也就是说,凡出现以建筑或家具物体作为空间喻体,在透视关系上都准确无误地以45度角作为体量感的假定,这几乎成为中国古代绘画里一种恒定的标准,贯彻在绝大多数绘画作品中。虽然山水画也有类似的俯察视角,譬如倪云林的平远、高远、深远的自然意境,但从可标识的形态来说,物境中的45度角,恐怕更容易说明中国式的空间透视特征。

  原因找起来不难,因为这与中国传统审美经验有关。在中国人的绘画体系中,形容空间体量感的45度角,其实是一个历久不衰的金科玉律。这种表现方式极其古老,算得上是一种视觉上的文化基因。就我自己来说,我在绘画中引用45度角,最直接的灵感是来自晚明的木刻版画。晚明堪称是中国版的文艺复兴时代,在艺文创造和传播方面相当优越,木刻版画便是其中一例。这些包罗万象的世俗图像大多是戏剧和话本小说的插图,和那些意境幻虚的正统绘画不同,由于这些版画服务于具体的故事和剧情,看图说话的功能要求创作者对人物、场景、环境有事无巨细的交待,一幕幕人间悲喜剧就这样呈供在我们面前。其中,画面一旦出现院落、回廊、屏风、家具之类的物体转角,必定落实在45度,无一例外。

  西方绘画的透视法再现了虚设的三维空间,它们的远处有一个灭点,物质呈现的角度不定形地向之汇聚,造成符合正常人视点高度的逻辑结论。这似乎证明了绘画在科学意义上的合理性,但它并不能给人带来广阔的精神想象。在天地之间,行走于地面的定点观察,总比不上飞鸟一般的游视,来得更自由,更淋漓尽致。眼前全景式的视角,包容了一切,有一种阅尽人间烟火的升华气概。

顾闳中+《韩熙载夜宴图》+绢本++10世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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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后来我发现钟情45度直角的并非只有我一个人,譬如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先生。我发现他的大多数建筑都有浓重的45度情结,卢浮宫金字塔、华盛顿国家美术馆、香港中银大厦、苏州博物馆,这些经典的不朽之作都是45度三角形的增殖,几乎是贝聿铭先生建筑语言的DNA。因为感同身受,我比常人对贝聿铭先生的执拗多了一种理解,除了个人的偏好和性格外,我似乎知道,是什么让像我们这样的人对45度角如此着迷,如此欲罢不能。
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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